书摘|触"电"之后:电报如何影响了近代中国?

本文节选自《追寻富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1850-1949》，作者：[美]斯蒂芬·哈尔西（Stephen Halsey），译者：赵莹，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到19世纪80年代，电报开始对中国的军事情报、经济和官僚体制产生重要影响。当局利用这种新的通信技术，收集与国外敌人以及国内乱匪贼党和秘密结社等敌对分子相关的战略信息。与此同时，他们授权商人使用电报网，希望以此使经济发展这一重要目标向前推进。由于中国的政治信息是由总理衙门接收、组织并传播的，它最终演变为国家官僚体制中的信息纽带。尽管在19世纪晚期，政府一直保留着驿传系统，官员们在交流重要的事实、想法和意见时还是越来越倾向于电报。在同外国势力对抗时，新技术能够为人员、物资和武器调往关键地区提供便利。1882年，日本企图在朝鲜建立势力范围，清政府调动兵马粮草准备应战。李鸿章评论道： “（朝鲜）生变，赴机迅捷，实赖电报灵通之力……成效已著，无待赘陈。”朝廷虽然通过外交交涉解决了这次危机，但还是批准了李鸿章的建议，将电报线从沈阳延伸至朝鲜的首尔和仁川两座城市。李鸿章认为，这一措施将会避免日本人从釜山将电缆向北铺设， “以通信息而便调拨”，并“以保该国自主之权”。

两年后，北京为保护其一直以来的朝贡国越南而向法国宣战。朝廷很快就发现，它与中国南部战场上的将领间缺乏一种有效的通信手段。结果，外省官员们在广州到中越边界之间铺设了电报线，再也不必靠邮驿人员跋山涉水传送急件了。尽管中越军队在陆上作战中屡战屡胜，但中国在决定性的水上作战中则成了法国人的手下败将。尽管结果如此，盛宣怀后来还是评论道：“朝廷指挥军事，万里户庭，机不获失，识者皆谓电线与有功焉。”记者也用电报实时发回有关战事的报道，在《申报》等报纸上向中国读者刊载他们的文章。尽管在当时很少有评论者认识到电报、新闻印刷业和精英的政治表达之间的潜在联系，但在1900年之后，这种潜在的联系所具有的影响力开始凸显。

中国电报局还为中国提供有关国际政治环境的情报，以此帮助当局能将其对社会的控制力维持在较高的程度上。盛宣怀在1892年解释说：

去冬朝阳教匪倡乱，事起仓猝，军情急迫，奉直两省征调防营，及臣指示各将士剿办机宜，均赖电报迅速，相机立应，早奏肤功，中国向来用兵未有如此次之神速者。

在中国，电报作为一个对内监督的手段，某种意义上与帝国晚期新式军事和警政的发展相辅相成。简言之，在19世纪晚期，中国电报局增强了军事—财政国家的实力，官方也开始更快捷、更高效地调动战略资源。

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中国商人依靠电报互通经济信息。当局认识到需要捍卫国家利权不受外国公司侵犯，因此鼓励进行这些活动。中国电报局最早的线路是连接中国东部的主要市场中心的，而本地公司则利用这项新技术来获取价格信息，寄送汇款，管理各分局，并从事长途贸易。郑观应称：“商贾贸易，藉电报以通达市价，则无者常绌，而有者常赢，强富之功基于此矣。”商业精英在懂得了电报的价值之后，向政府官员请愿要延伸电报网络，使之遍布全国。1882—1883年，浙江省的丝商请求朝廷铺设一条通往他们在杭州、江西、湖州和绍兴府的产地中心的支线。与此同时，汉口的茶贩们也要求沿长江设线，这样通商口岸的公司就能够利用它来预定茶叶了。茶业行会的成员来自“五省各地”，在中国东南部他们建立的组织无处不在。电报使商业协会可以对其活动进行协调，还通过缩短通信时间、克服距离限制推进了区域性的经济整合。

中国电报局除了促进中国区域内贸易发展之外，还为政府提供了另外两个好处。在20世纪早期，公司定期向北京上税，它所产生的资本被投入到了李鸿章更广阔的国有企业网络中。1899年，电报公司开始通过每年捐银4万两“报销实银”。尽管这一数额占到中国电报局利润的两成，但还是使电报局的管理者们可以付给股东们大额红利。这种对于纳税的评估至少又存续了四年时间，似乎还一直持续到1908年中国电报局被国有化为止。在朝廷面临着对外的重金赔款时，这些额外收入提供了受欢迎的可供自由支配的资金。盛宣怀还将中国电报局的资本转给了急需启动资金的其他近代公司。他在1899年谈道：

上海纺织总厂、汉阳铁厂、萍乡煤矿、通商银行所集商股，即是船电两局之华商挹彼注兹，盈虚酌剂，钩连一气，勉与支持。

例如，1896年，中国电报局向大清银行投资银20万两，这证明盛宣怀的策略是使其公司网络内部在财政上相互扶持。然而，铺设电报电缆最重大的贡献在于，它能够在决策者之间传递政治信息。

19世纪80年代早期中国电报局创办之后，总理衙门成了中华帝国通信系统的中心。一开始，天津—上海线在官僚体制的利益的阻挡下，没能延伸至北京。作为替代，各省官员不得不把消息发到城郊的电报局，然后由一名邮差或者大清帝国海关的代理人人工派送。1884年，李鸿章最终克服了这种对于新技术的限制，获得朝廷首肯将内城与中国的电报系统网络连接了起来。他指出：“以旱线展至通州，本已咫尺都门……传递尤为直捷。”

兵部一直是以书面形式传递官文的，而外务部则控制着通过电报线发送的信息。各省官僚机构、外国政府代表以及清朝在欧、日、美的外交使团发回的一切信息都由该部门接收和处理。工作人员逐一检查这些消息以判定其重要性，然后决定是否需要军机处对它采取进一步行动。此外，总理衙门还操纵着任职于中央政府的所有官员发出的信件，而这些官僚也需要依靠电报与其在各省的下属进 行实时交流。1884年，工作人员开始对通过电报收发的文件进行保存，但是之后，军机处将这些资料移到了自己那里。1898年后，皇上也开始通过电报公布上谕，但为防范转录出错以及传输内容不完整也会发送纸质本。之后，还是在同一年，朝廷将电报电缆从内城延伸至总理衙门地界的一栋建筑中。各省官员虽然偶尔还是通过驿夫或轮船传送日常信件，但到了晚清，中国绝大多数的重要政治信息已经是由电报线在传递了。

为了给信息资料加密，也为了在中国电报局人员泄露敏感信息时对其施以严惩，总理衙门发行了电码本。欧洲人和美国人通过电 线用摩尔斯电码（Morse code）发送消息，用1~4个一串的点和画来代表一个独立的拉丁字母。相反，中国人则通过0001~9999的四码数字来代表某个汉字。如果接线员收到了信号1935或0193，他们会翻阅一本按部首笔画编排的手册来获知这个信号的含意。这一系统虽然是照搬汉语字典的组织编排方式，但是将可传输的汉字总数限制在了1万字。尽管中国电报局给其工作人员分发了标准电码本，但总理衙门还是另为钦差大臣等高层官员设计了暗号。早在1881年，李鸿章就指出： “如传秘密要事，另立暗号，即经理电线者亦不能知，断无漏泄之虑。”总理衙门对电码本的配给保持着严格的控制，它们的传播仅限于中央和各省政府的重要官员之间。它还会每隔一段固定时间就采用新的密码，任何未经批准擅自复制这些材料的人都会受到处罚。实际上，连中央政府的许多部门也没有必要的译码，不得不请总理衙门来转录密电。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职员们还为各特定部门创立了多种多样的标准电码，北洋大臣或两江总督都有其专属的特别电码。最简单的电码系统使用加减法， 这种方法需要接线员将每个数字加上或减去一个固定的值。例如，他们可能会给每个汉字码加上112这个值，这样发送的信号是2047，实际表示的则是1935。在传达外交指示或向前方将领下达军令时，这些电码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中国电报局的接线员偶尔会把敏感信息泄露给报纸，但是在这一时期，欧美也发生过类似的问题。

中国电报局以官方消息为优先，还能将批评朝廷的电报阻拦下来。接线员将政府公文作为“头等”电报进行发送，而一般客户则不得不将新闻、商业信息以及私人信件作为三等或四等电报来发送。在中国电报局的工作人员发送、破译以及转录官方上谕、命令和报告时，这些私人消息就需要往后排。如果三等或四等电报表现出任何颠覆国家权力的迹象，总理衙门还可以对这些电报进行审 查。1861年，在外来危机的推动下，清政府创立了这一机构，19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机构在成为官僚体制的信息纽带之后，其重要性也得到了提升。